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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時今日的香港,變幻是常態。疫情陰霾下,防疫措施、民生政策、工作模式、生活習慣都在時刻變化。在不穩定的社會氛圍中,孩子要按著環境改變的節奏而行,被動適應;在迷霧裡引領孩子向前的,除了家長,還有老師。
師者,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。老師們熱血地以生命影響生命的背後,他們的精神健康面貌又是如何?
根據2021年教聯會和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,進行有關本港老師身心健康情況的調查,結果顯示,老師整體的快樂感由2020年的 5.16 分,下降至 5.13 分,低於十年的平均值;逾三分之一老師面對高工時情況,八成半老師感到工作壓力大。
調查指出,老師工作壓力的首四項來源分別為:
而年齡與負面情緒呈反比關係,年輕教師(40 歲或以下)相對出現較多負面情緒。同時,前線教師的負面情緒亦較中高層員工為多。除了心理健康走下坡,老師們的身體健康狀況亦值得關注,當中以幼稚園老師受最多痛症困擾。
*資料來自「教師身心健康」問卷調查(2021)
若老師是田地的農夫,播種澆水,孕育幼苗成長;學校的管理文化和教育政策,則是田地本身,塑造著老師精神健康的環境。農夫的作風和態度固然是種子發芽的關鍵,但田地的肥沃或貧瘠,同樣掌握著農夫的心力和勞力投放。
排山倒海的行政工作、從千方八面而來的要求,令老師的重任不再在於傳道、授業、解惑,而是埋首於文件、會議、行政事務之中,甚或只成為維持學校運作及催谷成績的一粒螺絲,削弱老師們的工作意義感。
有研究教育行政管理的學者,在《香港老師工作倦怠的結構性原因》(‘‘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Teacher Burnout in Hong Kong’’)一文以社會架構角度分析,歸納出本地老師過勞的因素:
教育局早年修訂《教育條例》,確立校本管理的管治架構,給予學校在策劃發展上更多權責,同時加強問責制。學校和老師需要不斷進行自我評估和監察,並為學生的學術表現負更大責任。
在校本管理下,學校和老師需要向政府和公眾解釋各方面的表現,例如政府撥款的運用。因此,老師需要投放大量時間到非教學工作上,例如撰寫教育局要求的評核報告。這種從上而下的行政架構,束縛了老師作出自主決定的空間,無論是工作優先次序及進度的安排、做決策的權限、或是執行工作的方式;老師的工作內容及多寡,間接由政府和學校管理層等外界控制。
年資較深的老師一般擔任高級學位教師或部門主管,掌控更多權力;年資較淺的通常擔任學位教師或文憑教師。職位較高的老師擁有較多決策權和影響力,能為自己的工作內容作出決策,訂立方向。
當員工的工作自主權被削弱,會出現去權(disempowerment)現象。在社會學中,勞動者不能設計和決定自己的工作內容,工作非以自由意識所決定,而是由制度所決定;喪失自己在勞動過程中,勞動力之控制和掌握力,能引致工作異化/ 疏離化(work alienation)。老師的去權現象伴隨缺乏意義、孤立之感,甚至偏離原有的自我形象和價值,難以實現理想,長遠埋下整個教育行業過勞的伏線。
早在2007年,已有研究指出香港老師患上精神疾病的比例,相比大眾高出約兩至三倍。一路走來,老師心理健康的重擔依然;背後,除了是老師的個人心理因素,更深一層或是整個教育業體制的問題。老師在教學旅途中尋找著意義和成就,但掌控著他們旅途方向的這根線,到底由誰拿捏在手?
學術資源:
Kwok Kuen Tsang (2018).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Teacher Burnout in Hong Kong, Chinese Education & Society, 51:6, 449-461. https://www.tandfonline.com/doi/full/10.1080/10611932.2018.1570797
Cheung, A. C. K., Chao, G. C. N., Lau, E., Leung, A. N. M., & Chui, H. (2021). Cultivating the psychological well-being of early-childhood education teachers: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work life.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.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. 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11482-021-09959-x
網上資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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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賽馬會心導遊+計劃」心理健康推廣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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